“数一数有多少人是‘短国顶流’？”1月中旬，在奢侈美妆品牌法国娇兰的品牌活动中，消费者们发现，二十余人的明星嘉宾合影阵容里，陈添祥、何健麒、王道铁、王凯沐、曾辉等一众备受瞩目。
短剧演员的商业价值还在持续释放：郭宇欣现身迪奥线下活动，李柯以将薇诺娜直播间植入短剧演绎；《家里家外2》热播后，伊利、思念、肯德基、三九胃泰等品牌抛出橄榄枝，把成熟的中插广告、彩蛋定制、番外衍生等变现模式，首次完整复刻到短剧赛道。
这一连串破圈合作，标志着短剧演员的品牌入场券正式生效。这已不是简单的艺人曝光，而是对标传统娱乐圈的资源置换，并传递出一个信号：如今短剧赋予演员的，不仅是知名度，还有行业话语权。
短剧演员的行业红利也呈现两极分化，既有头部演员流量与身价的跃升，也有为万元片酬讨薪的“”。
短剧“打投”照搬选秀，刷数据灰色交易浮现
1月中旬，红果公布了2025年短剧年度大赏名单。至此，这场持续20天的“打投”（打榜投票活动）终于画上句号。
一边抱怨这活动太消耗，一边做“数据女工”兢兢业业为自己的偶像“刷数据”，成为许多参与其中的粉丝的写照。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（以下简称每经记者）了解到，这种短剧“打投”的粉丝应援模式，与当年选秀赛事的玩法几乎如出一辙——每个粉丝团都有各自的任务和目标，组织粉丝们靠拉新、签到、评论、做平台给的各种任务获取手中的票，再投给自己喜欢的明星。
“不知道这个榜单对演员加成有多大，但大家都有慕强心理，想要自己喜欢的演员排名靠前一点。”连续奋战20天的小思（化名）对每经记者说，“太累了，每天做任务、签到、看剧、发表评论……我觉得像被绑住了，平台弄个游戏你还必须玩，只要是比赛，谁都不想输。这些短剧演员都是从默默无闻到人气明星，我看他们有一种当年投票给选秀新人送他们‘出道’的类似感觉。”
从规则设计来看，为红果拉新用户成为粉丝们获取投票数的核心路径。按照活动规则，每成功邀请一名新用户，邀请人和被邀请人可各获得50票，而签到、评论等其他任务获得的票数加总通常不超过10票。在此机制下，拉新的效率远高于其他行为，也迅速成为粉丝们的主攻方式。由此，围绕“拉新”的灰色交易开始出现。
红果短剧年度大赏“打榜投票”活动，到后半程郭宇欣断层领先
每经记者在二级交易平台发现，有卖家提供“代拉新”“卖票”等服务，拉新一人的价格20元左右，一开口就让粉丝做300单即需要支付6000元，以获得更多票数，应援粉丝支持的短剧演员。“你想要多少量直接告诉我就行，我都能做，今天保底可以做到1000单（即2万元）。”卖家称。
“其实不管内娱还是韩娱，任何有饭圈文化的投票活动都这样。”小思对每经记者说，“粉丝买票我能理解，如果演员或者制片团队一旦出现买票行为，我完全无法接受。”
短剧演员要出圈，需要数据、需要片方与播出平台联手砸钱和砸资源，也意味着其“造星机制”已从草根成长转向资本介入。
在平台合作机制下，头部演员和头部厂牌的作品更容易获得集中曝光。
短剧出品人嘉贝（化名）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如今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，优先选择头部演员已成为常态。“一方面，有时平台或出品方会指定合作演员；另一方面，平台会给予合作演员更多推流资源，演员自带的粉丝关注，也会帮助作品更快获得曝光。”
在投流时代，嘉贝曾打造出多部爆款短剧，但今年免费成为主流之后，嘉贝说“我觉得不错的剧，放到平台根本没流量，我亏了几百万”。“以前投流时代，是观众投票，但现在完全是营销导向，成了资本的游戏。”
在这一结构中，热力值和榜单进一步放大了分化。嘉贝指出，过去不少榜单在业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但在流量至上的环境下，其数据可信度也值得推敲。“有些出品方开始花钱买数据，仔细看就会发现，有的短剧在红果上动不动就预约量几百万，但点赞、收藏数据并不匹配。”
对此，红果回复每经记者称，平台也在打击刷量等行为。根据红果打击黑灰产行为2026年第一期公告来看，近一个月平台总共清理超182万次违规预约，涉及23部短剧；处置刷粉、刷量等违规账号1.1万个；清理虚假粉丝关系超5万；在作弊行为拦截上，共拦截超1800 万次，其中刷粉588万次、刷收藏40万次、刷赞722万次、刷预约418万次。
没戏拍一度送外卖，短剧将他从生存的窘境里拉了出来
激烈打投、资本博弈、数据营销⋯⋯这些属于极少数“顶流演员”的热闹与大部分短剧演员的真实生存并不相关。
“当了20年的演员都没上过新闻，近半年就有两次，一次是因为送外卖，一次因为要债。”演员于清斌对每经记者说，1月中旬，他刚结束一部短剧的拍摄工作，而此前在2025年9月、10月参演的另外两部短剧，其中一部早在当年11月就已上线播出，但演员薪酬尚未结清。
屏幕里，于清斌是日进斗金、5亿元抬手就转的“豪门首富”，屏幕外却要为一万元片酬苦苦追讨，甚至被制片人“冷处理”。于清斌的遭遇，将短剧行业的魔幻现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这个头部短剧演员日薪数万元、还能拿到平台百万元分账的行业中，不少中底层从业者都曾遭遇过无合同保障、薪资被拖欠的困境。
“合同我是签了字，副导演也给我支付了订金，制片人说要把合同拿回去盖章，就一直没有返给我。也没有签电子版。”于清斌表示，“最郁闷的是，他10月又来找我拍另一部戏，我寻思着行业里一两个月结账回款也很正常，所以又被他骗了第二次。”于清斌了解到，后来剧都上线了，承制方却电话不接、微信不回。
即便有过被欠薪的遭遇，于清斌仍然坦言，是短剧将他从生存的窘境里拉了出来。和如今大批跨界入局短剧的新人不同，科班出身的他已是演艺行业的资深从业者。2006年他毕业后便踏入演艺圈，却在逐梦途中被现实的生存压力步步紧逼。
